对于国务院所属的各部委所制定的部门规章和省级人大所制定的行政规章的立法权限也作出了严格的限制，没有上位法的依据，规章不得设置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

体制性冤案防范的唯一出路是司法体制的改革,我国目前正在筹划的司法体制改革回应了这一点,这是令人期待的。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的法治是向前发展的。

此后不久,冯菁赴加拿大留学深造。作为法律人,我为当年的独立判断而欣慰,为无力改变裁判而歉疚。陈东升同志对发生在浙江的数起冤案进行了充分的报道,披露了冤案背后的某些信息,对于我们深刻地了解冤案发生的根源,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然而,我国法治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甚至走三步退两步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以我从事刑事法研究的角度观察,近些年来浙江曝光的数起冤案,就不是偶然的,而是刑事司法体制经年累积的各种弊病的一次总爆发。

长期以来,我与浙江的司法机关都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包括自己的一些学生也在浙江司法机关任职。然而,浙江的法治现状与市场经济的需求又是不相称的,甚至可以说是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前进步伐的。他先是推荐潘汉典进入上海高等法院，许以科长职务并送去一纸委任状。

1953年2月，学习期满在中南海举行结业典礼，毛泽东、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参加典礼并合影留念。潘汉典，号宗洵，1920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潘汉典在北京政法学院工作不到两个月，就于1953年4月被副会长张志让推荐、会长董必武决定指名调入新成立的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以下简称中国政法学会)，费青教授时任政法学会研究部主任，潘汉典为当时唯一的研究员。1948年9月，任上海光华大学法律系兼职副教授时的潘汉典。

20世纪40年代，潘汉典求学时的东吴法学院不但课程多，而且大部分用英文讲授，教材也用英文原版。潘汉典在《外国法学动态》1975年第3期上发表了从美国最高法院院长《1975年司法状况》报告看美国司法窘境的译文。

曾经在1954年宪法中引进的一些外国的法律原则和制度，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律师辩护等制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制定的第二部宪法中被取消了。1953年2月，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习期满，他被分配至新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政法业务教研室司法建设组。其时潘汉典已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十分痛恨，不愿参与政治，于是婉言谢绝并告之志愿从事学术研究且正在考虑别人推荐的江西某国立大学的教职。第三次已是2003年，携刚出版的词典告慰诸位先贤。

潘汉典于1969年至1972年赴湖北沙洋最高人民法院五七干校锻炼劳动。在潘汉典的翻译著作中，宪法中的相关条款都译为受庇护权。1952年5月，北京政法学院成立。1998年，上海审稿者平均年龄84岁。

不仅如此，东吴法学院还运用英美法的判例法教学方法，通过这样的训练，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这是东吴法学院学生的一个特点。虽然在银行工作收入比较可观，但由于此项工作是为了生计而且有违潘汉典从事学术研究的心愿，潘汉典在此工作期间一直用自己的别名——潘宗洵，离开银行后才恢复了本名。

1940年6月，潘汉典高中毕业，面临着前途选择。身为比较法学家的潘汉典不仅将比较法视为方法而且以比较法作为生活方式(威廉?特文宁语：严肃的比较法研究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方法)，是一位单纯的学人。

在1982年4月28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第三十一条仍然称之为居留权。他在主编《法学译丛》和《比较法研究》期间更是殚精竭虑，全力为外国法学和比较法学鸣锣开道。大学毕业后在鄂森老师的推荐下，潘汉典开始在上海中南银行(鄂森任该行法律顾问)信托部和地产部工作。怀着做学问要通晓中外的强烈求知欲，他选修了法、德、日等外国语课程。需要补充的是，在此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部法学研究所仍然于1973年起开始编辑出版《外国法学动态》，介绍关于苏联东欧各国和美、英、日本、西德、法国的法律和法学的最新信息，只是明确注明内部资料，供领导参考，未公开发行。默默奉献：东吴余韵谱新篇 潘汉典于1991年12月退休，其时已是古稀之年。

中国当代罗马法权威黄风在谈到这一批东吴人时曾感叹说：为什么我们这一代的学问超不过他们？因为我们没有他们的品行。翻开该创刊号的目录，呈现在眼前的是清一色的苏联法学和法律的译文。

现在的外国人在中国受庇护的权利的文本是现行宪法通过前才确定下来的。他说：我仅仅是一个勤奋的学者，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够让域外更多的知识和制度为我们所用，最终建立起一个法治的中国。

同时，在和费青的通信时得知北京大学法律系正需要青年教师，费青建议他考虑加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家世背景影响了潘汉典一生的法学之路。

词典开篇列出了长长的致谢名单，词典中出现潘汉典名字的地方只有缘起和总审订。两篇译文二十年来美国反动立法措施对公民自由的蹂躏和对美国共产党的破坏以及西德司法机关中纳粹法官充任要职均载于《政法研究资料选译》1960年第1期，这是该期目录中13篇译文里仅有的两篇非苏联法学家的译文。《政法研究》两个月一期，每期选择一两篇翻译文章，容纳不了更多的翻译文章，因此创办《政法译丛》，作为《政法研究》的姊妹读物，以便更好地完成读者‘学习苏联的要求。1952年1月，刚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的潘汉典与楼邦彦教授和李由义(时任北京大学法律系助教)被推荐参加了刚成立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1952年1月8日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正式开学。

两年研究生教育，使得他站在了法学和比较法的研究前沿。他除了在《法学译丛》担任8年(1979至1987年)主编外，还于1982年出任社科院法学所编译室主任。

我们中可以出学者，但出不了大家。潘汉典回忆，在此期间，在打着反对封、资、修的旗帜下的大批判中，1950年代引进的苏联法学连同早被蔑视的西方法学一道被彻底地否定了。

潘汉典受命负责筹备《法学译丛》并主编该刊，该刊于1979年1月出版创刊号。潘汉典从1948年开始任上海光华大学副教授，先后辗转上海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及中国政法大学，迄今已从事法学教育与研究工作达64年之久。

以宪法为重：为中国法的复兴而努力 潘汉典曾说道：我致力于介绍和翻译有关国外法律和法学理论的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使它们能够为建立我们国家的良好的法律制度和法学体系提供有用的帮助。对照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相关条款都用了居留权的概念。概括潘汉典主编《法学译丛》和《比较法研究》(潘汉典因时任校领导的党委书记陈卓、常务副校长甘绩华两次到家拜访，于1987年由社科院法学所调入中国政法大学并于1988年出任该校新成立的比较法所第一任所长兼《比较法研究》主编)12年期间的译文，笔者将其大致分为以下三类：第一，外国先进的法律思想介绍，如德沃金的《论规则的模式》、李?温伯格和朱迪思?温伯格的《论美国的法律文化》、耶林的《权利斗争论》和《当代英国的法社会学》等。如果从潘汉典1943年的获奖论文中国古代法学思想初探算起，潘汉典的学术活动已经持续了近70年。

1984年，潘汉典前往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进行学术访问。正是语言上的优势，使得他于1944年发现了日本法学家江家义男翻译、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苏维埃刑法和劳动改造法典》，随后将其译为中文，并以毕业论文《汉译世界最新刑事法典——苏维埃刑法和劳动改造法》获学士学位。

现代汉语中许多法律用语，在早期曾直接借用日本人的汉字译文，历经百年的沉淀，这套法律词汇已成为我们分析法律概念、进行学理探讨的基本语言工具，我们对它的历史源头已淡忘而浑然不觉。词典编撰期间，潘教授与薛波一起南下上海，向那些生活在被人们遗忘的角落里的东吴老人们寻求帮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的1942年年初，学校遭遇不幸，部分师生在盛振为院长率领下前往重庆，留沪师生面临失业失学的困境。即使将内迁重庆的部分学生计算在内，1944届学生毕业时获得学位的学生人数与入学时的人数之比，也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